没考上公务员的年轻人，涌进居委会当“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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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汤加 源自：银河叙事Pro（ID：yinhexushiPro）

方青青办公桌旁立着一本厚重的记事本，翻开来看，醒目的日期下方罗列着繁复的日常任务清单。有些事项已被红笔郑重勾画完毕，其余仍悬而未决，内容涵盖撰写日报、响应即时诉求、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填写各类报表以及归档台账等琐事。

当下午五点半的钟声敲响，她虽合上了本子，但一天的忙碌才刚刚开始。近期正值安全排查高峰期，她与同事们需深入住户家中进行走访。傍晚六点至八点往往是人流高峰，因为此时居民大多刚结束工作，上门拜访效率最高。“只要能见到人，跑这一趟就值了。”等到真正回到家中，窗外早已漆黑一片。父亲对此感到不解：“拿着三千五百块的薪水，日子过得比联合国秘书长还紧凑？”

面对父亲的调侃，方青青无力辩驳。繁杂的事务已将她精疲力竭，她需要蜷缩在沙发上休息至少二十分钟，才能恢复精力继续交流。“当初是你极力劝我来这里的，还说这里待遇优渥、负担轻且离家近。如今反倒是我被你嘲笑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

老方一时语塞。尽管他不愿承认自己对女儿职业规划的引导存在偏差，但内心同样充满挫败感。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擅长英语翻译的精英子女，为何最终沦为了人们口中忙碌不堪的“居委会大妈”？

方青青心中虽有怨怼，但她清楚，将这种“失误”完全归咎于父母并不公平，个人的抉择在其中占据了更大比重。

现年二十六岁的方青青是一名社区工作者，俗称“社工”。这个头衔听起来颇具公益色彩和道德高度，但在现实行政架构中，他们既非公务员，也不属于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而是处于一种模糊地带的“第三类群体”。“很难确切界定我们是否端着所谓的‘铁饭碗’，但在我看来，饭碗稳不稳尚且存疑，辛苦劳累却是实打实的。”

**“上岸”的幻觉**

在许多人的认知中，“上岸”近乎一种精神图腾。它寄托了无数青年的执着与憧憬，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动态感，暗示着通过考取公务员或事业编，从而让人生得以安定停靠。

然而，真正的“岸边”资源终究有限。据统计，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次首次突破三百万大关，平均竞争比例约为65:1。对于那些未能如愿踏入体制核心的人群而言，他们将视线转向了另一场被视为“替代方案”的考核。2025年5月，全国共有223.6万人步入考场，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测试。

方青青正是众多考生中的一员。备考期间，她特意调研过“对手规模”，发现报名人数较上年又攀升了约18%，“似乎每一次都在刷新历史峰值。”

若将时间跨度拉长，社工考试的火爆程度更为惊人。“2021年报考人数为83万，2023年冲破百万大关，直至2025年飙升至223.6万。”短短五年间，报名基数翻了将近三倍。截至2025年，全国持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数已累计达151.6万。

尽管考试名称如此，但“社工”一词在中国基层的实际内涵，远比纸面上的定义复杂深邃。

对于绝大多数青年从业者而言，他们即将面对的并非针对特定弱势群体的专业化社会工作，而是在各城市的街道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及服务站中，承担综合管理与服务职责的“社区工作者”。

该职位通常不设专业门槛，不限制毕业院校，仅要求年龄不超过四十周岁、具备大专学历及本地城镇户籍。多数人在通过考试后，便可申请与街道办事处签署服务契约。“但现实的残酷在于缺乏正式编制，不过合同期满通常会续约。如果不在意薪资偏低，一直工作到退休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稳定至退休”这一特性，也是吸引王甜甜投身此行的关键因素。

今年三十岁的王甜甜，于2017年踏入教育培训行业，“任职不足两年，便遭遇了首次裁员。”当时行业尚处风口，仅仅隔了一个周末，她便顺利入职新公司，“月薪从未低于八千元，在我们那届同学中算是高薪阶层。”然而好景不长，随着2021年“双减”政策的实施，她再次面临失业。这一次，曾经唾手可得的面试机会仿佛一夜蒸发。

如同当时许多同龄人一样，王甜甜也曾尝试冲击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考试，“别说进入面试环节，连笔试都只是勉强及格，甚至不具备调剂资格。”在漫长的失业期，王甜甜不得不自行缴纳社保，焦虑导致彻夜难眠，“头发成把脱落，那种压力令人窒息。”

随着时间推移，心态逐渐转变，那时的她不再奢望高薪，只求“有一份能代缴社保的工作即可”。不久，社工考试的资讯映入眼帘，“那一刻，它宛如救命稻草，我咬牙决定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身兼数职的“网格管家”**

方青青所在的社区结构复杂，既有商住混合公寓、新建商品房楼盘，也有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缺乏物业管理支撑的老旧住宅区。连同团队伙伴在内，“每人至少负责一至两栋楼宇，覆盖约三百户家庭。”方青青解释道，“目前我相当一部分职责，实际上等同于网格员。”

社区“网格化”治理模式最早可追溯至2004年的北京试点，随后在2013年向全国铺开。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各地依据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配置十八名社区工作者的标准充实队伍。

然而，在实际执行层面，人力缺口依然显著。方青青坦言，“不仅是我们这边人手紧张，查阅多方报道可知，部分地区的人员短缺高达上千人之多。”网格员岗位面临着人少事多的窘境。“从八十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养老照护，到居民家中马桶堵塞、忘带钥匙、道路施工噪音扰民等琐事，居民往往首选向我们求助。特别是经历疫情后，民众与社区的纽带更加紧密，普遍产生了一种‘社区无所不能、万事皆可代办’的认知惯性。”

每逢值班时段，方青青还需兼顾社区的“接诉即办”机制。这是一项基于12345政务热线，旨在快速回应群众诉求的服务体系。作为部分问题的“第一受理单位”，社区一旦接到投诉，若属职权范围，须立即就地化解；若涉及跨部门事务，则需迅速联络协同处置。“有时深夜会收到二十余条工单，熬夜至凌晨一两点是家常便饭，双脚几乎未曾停下。”

本年度，方青青所辖区域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电池自燃事件。“视频被上传网络，舆论指责此处充电桩距离居民楼过近，涉嫌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社区因此遭受了严厉批评。

方青青深感无奈：“那是八十年代的老旧小区，早期规划并未预留符合现行标准的消防间距。但随着电动车普及且禁止入室停放，居民的充电刚需迫切。经过多方艰难协调，才争取到一处空地建设充电桩，过程可谓费尽心机。”然而，理性的解释只能说服讲理之人，“事发后大量投诉涌入，后续的安抚与走访又成为一项繁重任务，工作难度极大。”

而这或许仅是其工作冰山一角。“常常陷入上下夹击的委屈之中，相比实质性的业务工作，更多的时间在用于澄清事实、解释政策和致歉。”

**薪酬微薄且无暇顾家**

入职前，方青青的父母误以为女儿找到了一份轻松安逸的工作。“所谓‘钱多事少离家近’，若能满足其中两项，便已是莫大的福气。”

地处家门口的稳定岗位，历来是中国式父母的理想归宿。尤其当这份工作与街道或政府职能部门挂钩时，“显得颇为体面”。即便只是社区工作，也因契合上述两点优势，吸引了大批求职者。但回归到方青青的个人体验，“在我看来，高薪与清闲这两项特质，我一样也没沾上。”

审视各地社区工作者的薪酬构成，便能窥见其中的困境。以北京为例，其待遇由基础工资、职务年限津贴、绩效奖金及其他福利四部分组成。在疫情爆发前，月实际到手收入约为四千至五千元。2023年虽经历了一次薪资调整，“但也仅提升至六至七千元，且这还是在一线城市。”

至于其他地级市及县级地区，“我每月总收入勉强触及四千元关口。要知道，快递员或搬运工的月收入起步便是五千，有时真怀疑自己多年的求学是否白费。”

但方青青也明白，由于身处主城区，她的薪资才得以突破三千元大关。“我曾咨询过本市下辖县区的同行，月薪两千多元的情况比比皆是。”至于外界常提的工龄递增薪资，“幅度极为微小，年均增幅仅在五十至一百元之间。”方青青偶尔也会生出悔意，“或许当初应先在外打拼数年，如今许多同学的收入已是我的数倍。”

而社工行业的离职率数据，也佐证了这种遗憾情绪的普遍性。据民政部相关统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