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克鲁格曼为中国经济把脉，究竟有没有道理？

近期网络上疯传一则引述，称知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五月在《纽约时报》撰文时提到：

该段文字末尾写道：

我专门核实了一番，克鲁格曼确实表达过上述意思。然而最后一句话并非出自当下，而是2015年他二度访华、做客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发言。传播者在中间偷偷塞进了自己的立场。

回过头看，克鲁格曼这番预判堪称精准。

经济学家眼中最受推崇的同僚与那些神来之笔的预判

2011年一项针对经济学教授的问卷显示，克鲁格曼是六十岁以下群体中最受喜爱的经济学家，大幅甩开位居第二的格里高利·曼昆。如今克鲁格曼已七十一岁，祖籍乌克兰的犹太裔，2008年因在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领域的开拓性研究独揽诺贝尔经济学奖。

若让我列出心中最聪慧的经济学家名单，克鲁格曼只能屈居次席。我最为敬佩的，是那位几乎凭一人之力重新塑造了整个经济学学科面貌的安德烈·施莱夫。他同时也是全球学术论文被引量最高的经济学家，远超排名第二的达龙·阿西莫格鲁。在那份榜单上，克鲁格曼和曼昆分别位列第三十八名和第六十三名。

我初次听闻克鲁格曼之名，源于他1994年刊发的一篇驳斥世界银行论调的文章。他断言东亚经济根本不存在什么"奇迹"，真正起作用的不过是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的大规模投入，而非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这样的路径注定走不远。

我至今印象深刻——彼时中国学界集体发文予以回击，可仅仅三年之后局势便彻底逆转：东亚金融风暴骤然爆发，那种发展模式的种种痼疾暴露无遗。

做学术的人都清楚预测何其艰难，但某项统计揭示了一个事实：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全球金融海啸期间，二十六位顶级专家的研判中，仅九人命中率过半；亚军对了十一次中的九次，冠军克鲁格曼则是十七次中对了十五次，优势极为悬殊。

2022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断言美国会在2023年滑入衰退，唯两位重量级学者持不同意见，其中之一便是克鲁格曼（另一位是耶伦，她的理论框架不支持那番判断，不过身居财长之位恐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克鲁格曼并非专攻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不过他关于中国的诸多判断早已成型（这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的麦克·佩蒂斯的启发）。

2009年他摘得诺奖后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便直言中国内部需求疲软，单纯倚仗出口和贸易顺差的扩张方式不可能持久，日后必然与他国擦枪走火。他还把中国楼市比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晚期的日本地产市场，断定迟早会酿成大祸。

对东道主而言，克鲁格曼这番话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此前造访的诺奖得主们大多对中国赞不绝口），随即招致中国学界的群起而攻之，但他的预言又一次应验。眼下，克鲁格曼2009年中国之行及相关论战的网页仍完好地留存着。

不久前有人感慨中文互联网的公信力正在加速瓦解（其实海外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烈度稍缓），不知这些专业人士是否巴不得那个页面就此消失。

此后克鲁格曼注意到中国在房地产开发与影子银行方面的操作同美国金融危机前的情形如出一辙，于是2011年和2015年两次再度警示中国经济暗藏系统性风险。

2023年，中国经济中出现的不乐观信号愈发密集。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连发数篇文章，呼吁中国尽早扭转"重生产、轻消费"的路径。文首所引的那些话，实则是他多年来始终如一的核心主张。

怎样看待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张力？

事实上，在中国，持与克鲁格曼相近立场的学者大有人在，我个人也认为他对中国经济的诊断切中要害。

然而国内更具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们始终拒绝接受这种思路，他们坚持认为投资和生产远比消费更能驱动经济增长。这一观念在经济学界同样根深蒂固，源头可追溯至古典学派的"萨伊定律"——即"供给自会创造出对应的需求"。

其内在逻辑是这样的：生产出的商品一旦售出，拿到收入的人便会拿去买自己所需之物，由此派生出需求。

此后新古典学派的增长模型进一步认定，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消费不过是增长的副产品。投资催生GDP与收入，有了收入才谈得上消费。消费意味着已有产品和资本的损耗，唯有将其节省下来用于再投资和再生产，才能撬动更高的GDP、更多的收入乃至更大的消费空间。

在国内，信奉这套逻辑的学者不在少数，而且这套理论对历史数据的拟合效果也相当出色。罗伯特·索洛正是凭借这一增长框架于1987年问鼎诺奖。

但切记，古典与新古典学派赖以成立的最核心假设为：经济体与市场处于完美运转状态，不存在任何信息不对称，也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产出的商品总能顺畅售出并转化为收入。

现实中经济远非如此理想，市场从来都是不完美的。一旦遭遇衰退或萧条，海量产品滞销，劳动者拿不到报酬，消费自然无从谈起。"有效需求"匮乏（即缺乏购买力支撑的需求萎缩）便成了最棘手的症结。

凯恩斯坦为此创立了宏观经济学体系，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萨伊定律"，提出"需求自会创造出对应的供给"，这便是所谓的"凯恩斯定律"。

需要说明的是，萨伊和凯恩斯本人并未用如此精炼的句式表述过这些命题，皆是后人提炼概括的结果。时至今日，经济学已从古典学派演进为新古典学派，凯恩斯阵营也蜕变为新凯恩斯学派。所谓"新"，集中体现在数学形式化、微观基础构建和实证数据校验三个维度上。

新凯恩斯学派最核心的论点是：经济体的长期演进取决于供给端的实力，即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禀赋，加上代表技术革新与组织效能的全要素生产率。

拉长周期看，投资驱动的增长速率确实高于消费驱动。但在短周期内，受制于制度与市场的种种摩擦，经济增长由需求端的能力说了算，经济周期的起伏主要由需求而非投资主导。

两大阵营虽常交锋，但结论完全可以兼容。简而言之：长期中经济与市场逐步趋近完美，生产与供给占据主导地位；短期中经济和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有限，消费与需求更为关键。

永远铭记凯恩斯那句经典格言：长期来看，我们全都死了！

克鲁格曼正是新凯恩斯阵营中最具辨识度的旗手，他一贯主张在经济下行期，政府应当大胆举债消费，或直接向家庭转移支付以提振消费，从而拉动增长。其底层逻辑在于：政府的负债恰好是家庭的资产（这一点也正是现代货币理论MMT最根基性的理论支柱）。

因此，在那个阶段根本无需为赤字忧虑，仓促压缩赤字只会把经济拖入螺旋式下坠的泥潭，难以挣脱。唯有待经济回归正轨后方可着手削减赤字，操之过急则前功尽弃。

反观新古典学派，其预设居民具备理性预期、极度精明，政府今天借的钱明天就得靠加税来还。于是居民当下便不会多花钱，财政刺激等于白搭，经济增长只能寄望于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克鲁格曼与新古典阵营的人物（比如卢卡斯、法玛、科克伦等人）唇枪舌剑已是常态，故而有评论称克鲁格曼既是学界最受敬重的名字，也是最让人咬牙切齿的名字。

坦白说，尽管我的学术训练源自新古典传统，但内心我更倾向于新凯恩斯的判断。况且当下这两大学派基本正朝着合流的方向靠拢，刻意划清界限已无太大意义。

别以为克鲁格曼只盯着中国不放，他同样长期炮轰日本、欧洲和美国，堪称出了名的"国际报丧鸟"。他批评这些经济体要么不愿动用财政刺激，要么过早收手，结果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或增长乏力。

拜登推行大规模财政刺激、国债水涨船高，众多经济学家投反对票，克鲁格曼却拍手称快——这也正是他能精准预判美国经济韧性十足、不至于衰退的要害所在。

不过眼下克鲁格曼对美国急剧膨胀的预算赤字也开始感到不安。管控赤字的两条路：一是砍社会福利开支，二是加税。奈何国会两党对峙，哪条路都不好走。

若想深入理解克鲁格曼对经济萧条的剖析及其药方，我极力推荐他的两部作品：《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与2008年金融危机》和《现在就终结萧条》。

把这些脉络理清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何国内一批有分量的经济学家会站在克鲁格曼的对立面。但恕我直率地说，那些笃信投资决定增长、排斥消费拉动论的同行，或许对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关注不够。经过融合之后的主流认知，在各本科普教材里都写得明明白白（参见曼昆《宏观经济学》第十版）。

此外，传统的"投资定增长、消费是结果"的说法还有一个致命盲区：这类增长模型所刻画的"先生产后消费"序列，仅仅适用于制造业逻辑，根本无法映射服务业的运行方式。服务业最本质的特征是——有消费才有生产，二者必须同步发生、相互匹配，才能共同创造GDP。当今经济中服务业占比已超越制造业，可以说缺少消费，经济增长就会遭受沉重打击。

还有研究表明，消费冲击会直接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Bai, Ríos-Rull, and Storesletten，2024）。中国若要培育新质生产力、拉升全要素生产率，若消费长期萎靡不振，目标恐怕难以达成。

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难点何在？

2019年4月中央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曾明确表态：国内经济承压下行，既有周期性原因，但更多的是结构性、体制性因素在作祟。

近三年来中央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有着清醒判断，排在首位的便是有效需求不足，同时也重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但从政策执行层面看，决策层过往更习惯从供给端切入而非需求端破题。为对冲2012年以来经济持续走弱，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便是最典型的注脚。

中国经济存在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尖锐，"有效供给"短缺（即契合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供给不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然有其大量合理内核。但其骨子里的思想底色仍然脱胎于"萨伊定律"——供给主宰需求，生产优先于消费。

一个实例：2022年国务院审议增值税留抵退税方案时，曾面临一个选择题——退税款给企业还是给个人。最终拍板给了企业，足见"生产重于消费"的思维惯性之深。

另一个实例：各国疫情期间的经验一致表明，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对消费回暖和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然而出于种种原因，中国从地方到中央始终不愿"抄这份作业"。

中国经济能维持多年高速扩张，确与偏重投资和生产的模式密不可分，但这种模式不可持续的论证早已堆积如山。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尚未建成、地方保护主义依然顽固的格局下，有效供给不足、产能过剩、对外循环高度依赖等顽疾，很难光靠供给侧改革一劳永逸地化解。更常见的结局是：旧问题刚处理完，新问题甚至更棘手的问题又冒了出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供给端的问题还在消化中，需求端的困局已然恶化。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用"资产负债表衰退"来诠释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其核心正是有效需求坍塌，这一理论在中国广受追捧，与克鲁格曼的判断高度吻合，恰恰印证了需求不足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瓶颈早已是广泛共识。

附带一提，我正准备发表一篇题为《如何改进和完善"资产负债表衰退"论？》的文章，肯定辜氏的深刻洞察，同时补充他有所疏漏之处，期盼中国经济不要重演日本的覆辙。

尽管经济学家对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及占比的测算口径各异，但自2000年至今，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多数年份呈下滑态势，与发达经济体的走势形成强烈反差。

相关研究发现，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确实比投资驱动型带来的增速偏低，且容易引发失衡问题，比如房价泡沫和债务过快膨胀——中国均已亲历，但这套模式却是全球大多数国家的主流选择（Kharroubi and Kohlscheen，2017）。

换个角度看，绝大多数发达和新兴经济体之所以走消费主导路线，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不像中国那样把GDP增速奉为最高优先级。在他们看来，为了追求高增长而勒紧裤腰带多存钱少花，或者牺牲当代人的生活品质只为下一代铺路，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向全球其他国家的模式靠拢，总体上收益大于代价。一方面，消费者"用钱包投票"的机制能够淘汰无效供给、激励创新，促使企业更精准地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济增速或许放缓，但民众的幸福指数和实际获得感会更扎实。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为投资生产驱动型模式做了不少辩护，但冷冰冰的事实是：部分行业过度扩张、产能严重过剩、出口依赖度高的格局，确实给许多国家制造了"中国冲击"。面对蓝领岗位流失和民粹情绪升温，政客即便明知经济上不划算，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在政治上也是"正确选项"。

文首引用的克鲁格曼那段话，原文标题就叫《做好准备，第二轮"中国冲击"正在路上》。身为国际贸易领域的权威，克鲁格曼当然拥护全球化，但全球化的红利无法公平分配、加剧了贫富分化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他多次撰文表示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可以理解。他给中国开的药方，本质上是期望中国走上更健康、更均衡的发展轨道，让世界各国都能更从容地共存共荣。

2015年，克鲁格曼在上海交大放话：五年之内，中国可能会撞上大麻烦。但在此之前的语境里，他还补了一句：十五年之后如果我还在世，大概率会看到一个非常成功的中国。由此可见他绝非要"唱衰"中国，而是真心盼着中国平稳完成转型。

破解"克鲁格曼之问"，切实提升人民的获得感

最后，让我试着简明扼要地回应"克鲁格曼之问"：中国迟迟未能从"重生产轻消费"切换到"重消费轻生产"的轨道上来，既非因为地缘博弈，也并非害怕国人会变懒。

真正的症结，与美国在全球化浪潮中无力破解分配难题如出一辙。只有把GDP蛋糕更多地切给居民部门，他们才真正有能力、有意愿去消费。在美国，收入分配是体制层面的硬骨头，在中国同样如此。

当美国蓝领工人捶胸顿足地抱怨从中国进口来的商品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时，我父母那一代国企退休职工也在念叨自家养老金与退休干部之间越拉越大的鸿沟。我父母这辈人对国家的进步和经济的腾飞满怀感恩，绝不允许子女在背后议论政府，唯独养老金这件事，让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打了个大折扣。

改革步入深水区已逾数年，牵一发动全身，动了别人的奶酪往往比触动灵魂还要艰难。但不改更是死路一条，再深的浑水也得蹚过去。就算没有克鲁格曼这般"良药苦口"的外人提醒，国内大批专家学者也在秉笔直书、为国家建言献策。

我相信二十届三中全会必将擘画出力度空前的改革蓝图，中国经济终有一天会告别那段"漫长的季节"，迎来"繁花"盛放的崭新时代。

（作者系香港方德金控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投资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见解）